那我们就把这几种理由都好好地分析一下。如果要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徐工应该考虑将企业出售给出价最高者。假如三一重工确实如徐工所言只是在事后喊价，但中联重科第一次的出价并不低，何以没有进入第二轮招投标，还是让人不解。
其实，解决徐工债务的方式有多种选择，上市公司徐工科技今年转让土地使用权即收入6亿元，股权转让、发行债券等多种融资方式都可以借用。可见，债务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通过战略投资者促使徐工变成具有自主品牌的跨国公司，这一点则更不好说。一般而言，投资公司通常低价收购那些资产优质但管理不善的企业，通过更换管理层，在企业经营业绩好转时及时变现获得收益。但是，维持管理层不变又是此次徐工控制权转移的内容之一。显然，将企业卖给外国公司，特别是卖给外国投资公司，是不可能实现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具有自主品牌的跨国公司这一目标的。因而，这一条原因有点牵强。
再就是产权多元化。这一理由排在最后，但是未必不是重点。对于这一点，付健日前辞去徐工总经理职务时说得明白，引资并不是徐工改制的惟一途径。这句话有三个可能的涵义值得注意。一是徐工并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引资来改制；二是债务问题并不是引进外资的根本原因；三是企业改制的目标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必须指出，在国家叫停大型国有企业MBO以后，企业通过引进外资曲线改制的倾向性在加大。看来，这一条有可能是徐工出让控股权的最主要原因。
不过，政府有关部门对凯雷并购徐工一事的调查与审核还在进行中，徐工控股权由国有转移到外资的真实动机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反对将徐工卖给外方，无论是基于三一并购没有实现的不满，还是对凯雷并购徐工后唇亡齿寒的恐惧，拟或是如有人所说的炒作三一股价的需要，都颇符合其商人身份。这并不能成为徐工不卖给三一的理由。而且，徐工与三一在同一行业，产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果国有企业产权出让给民营企业，按照民营的机制进行整合，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比较起来，徐工卖给凯雷的理由显得不那么充分。一是凯雷作为一家投资公司，除了长于资本运作以外，自身难以为徐工走高端道路提供技术支持；二是三一提出四亿美元的报价，远远高于凯雷。尽管价格并不是并购的惟一因素，但是，竞价本身就是企业价值的再发现过程。只有竞价，才能避免企业的价值被低估，也只有竞价，才能使最后的收购者珍惜企业，实现并购效率最大化。三一与凯雷出价差别，使人们有理由关注并购过程中的竞价机制；三是并购后，作为龙头企业的徐工成为一个外资企业，国内的一些工程机械企业将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而且，并购后的企业会服从资本的意志，而不是现在的管理层的意志，徐工未来的发展定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惯于运作商业资本的凯雷只是台面上的白手套，真正的隐身人是拥有产业资本的卡特彼勒。如果真是那样，则有必要对此一并购案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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